文化大革命的荒唐年代
高2010级25班 范晓梦
毛泽东认为党内出现的修正主义，可以从1959年说起，那是毛泽东发起大跃进运动的第二年,彭德怀写了封信给毛泽东，认为大跃进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毛泽东将此信分给当时参加庐山会议的各小组讨论，认为公开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彭德怀连同其意见赞同者，以及后来同情彭德怀遭遇之人，皆被打倒。
此后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非官方统计，此间至少有两千万至五千万人死于饥荒。1962年，毛泽东作出自我批评，而刘少奇却没有出面承担“一线工作”领导责任，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第二年，毛泽东发起“四清运动”（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毛泽东认为运动重点整“当权派”，刘少奇却认为运动应重整“地富反坏右”，从而导致斗争逐渐出现乱斗、乱打、乱搜查、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此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已然公开化。
这些现象都使得毛泽东肯定党内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只有发动群众，才能夺回“走资派篡夺的权力”。
1965年，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认为该剧是为被打倒的彭德怀翻案，为单乾风和三自一包做舆论准备，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的反映。此文引起极大的轰动。北京市长彭真带头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以支持剧作者吴晗（北京市副市长明史学家），并于1966年2月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试图将《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面限于纯学术范围。火上浇油的是，江青出面宣称文艺界已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布《五一六通知》，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的文革小组，之前已得到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批准的《二月提纲》也被废除。同月，林彪发表谈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在全国搞起了个人崇拜。全国开始宣传文化革命。
也是在5月，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在中央和国务院通知的支持下，全国各地学校纷纷停课闹革命。
热血沸腾的红卫兵们写信给伟大主席毛泽东，声称“造反有理”，得到主席的支持，随后大量红卫兵从各地前往北京。因为各级政府试图控制局面的行为可能被视为反革命，所以对红卫兵的管制全面撤销。8月，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来京观摩文革的革命者，交通费与生活费有中央财政辅助”。这个通知使之前就已开始的“大串联”达到高潮。
在这臭名昭著的红八月里，无数学者知识分子遭到红卫兵的无理攻击，批斗，剃阴阳头，游街示众。其中不少人被殴打，虐待和人格侮辱，最后被害或自杀。“最让我震惊的是语
受到迫害的当然不只知识份子，一些政治人士甚至国家领导人也遭到批斗侮辱，演员、运动员等遭到肉体与精神的摧残。和尚、修女、神父、传教士被公开皮带皮，学生当众殴打、侮辱教师，还有教师遭到以粪淋头等无人道虐待。最讽刺的是，有人竟因亲戚在海外而被扣上有“海外关系”的罪名，被批斗抄家。
我们说这是一个处处充满血腥恐怖与黑色幽默的时期，学生间的“出身论”是这样的，在当时的辩论会上，别人劈头盖脸来一句“你什么出身？”，假如出身不好（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亲人），也就是黑五类，立马就得挨群众的口水、臭骂，可能还得被拖出去当众毒打一顿。当时有首歌是这样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大兴县发生的屠杀“黑五类”的惨案，使325人在
红八月间，北京市共有33695户家庭被抄，红卫兵获得约5.7吨黄金，三十余万两白银，5500余万人民币及613600件古玩玉器。在上海，红卫兵除获得334万美金，价值330万人民币的其他外币和大量金银珠宝外，还获得370,000,000元的人民币。这些钱财均被称为“剥削阶级”的不义之财。全国自杀人数达到20万人，至于整个文革期间死亡人数可能达到200万人到700万人，占到人口的百分之一。
1966年11月以后，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向工厂和农村扩张，上海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并于1967年1月夺取上海党政大权，这次事件被称为“1月风暴”，受到毛泽东赞誉，同时也成为全国夺权行动的开始。此后全国多个省区被革命群众夺权，也因无法履行原有政府机关职能而导致中央和各地政府机关陷入瘫痪。
与此同时，红卫兵组织间的矛盾也日益严重，中共中央不得不停止一切大串联行动。
1968年10月，毛泽东提出干部下放，刘少奇贺龙等人非正常死亡。贺龙是被恶意错误用药致死的，在他去世前“想吃一口猪耳朵”也被看守拒绝，连饮水也没有，甚至要喝自己的尿。邓小平因受到毛泽东一定程度的维护，得以去江西一家拖拉机场工作。5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3000万人被斗，50万人死亡。12月上山下山运动开始，参加此运动的知青达到1600多万人。
据资料计算，1966-1971年在中国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因文革迫害而死亡。